小镇+青年+文学社=？

        在“人人以文学为荣”的上世纪80年代，广袤乡村兴起无数文学社。成立个文学社，似乎泥土就散发着芬芳，理想闪烁起光芒，脚踩大地的农村青年仰望星空，心中念着诗与远方。

        骨感的现实撞击着丰满的理想，且不说那些“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时”的乡村文学社，即便是左冲右突留下来，经过时光浪潮的淘洗，还能活得有个样子的，寥若晨星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上，有这晨星中的一颗——滴翠文学社。成立31年来，文学社历经4任社长，会员200余人，其中1人获范长江新闻奖，11人加入重庆市作协；创作发表、出版文学作品5000余件，其中长篇小说13部、中篇小说40余部，80余篇收入各种选本，有的登上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星星》《延河》等文学期刊。

        基于此，青木关镇被重庆市作协命名为“农民文学创作基地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距沙坪坝区政府33公里，辖2个社区5个村，户籍人口仅2.7万，加上流动人口也就6万多人的西部小镇，缘何能挺立这样一个文学社？

        作家是讲故事的人，滴翠文学社的乡土作家也不例外。往常，他们追随着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进程，大都在讲别人的故事。阳春时节，我们邀请几位当年的文学青年、如今的文学中老年，讲述他们自己的坚守与困顿，讲述他们用命运书写的文学情缘和被文学书写的人生命运。

        星 火

        “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，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”

        他不习惯“城里的空气”，尽管在市区有单位分的房子，但始终住在几十公里外的青木关镇上；他“大器晚成”，40岁时由镇文化站长被破格调入重庆日报社，11年后摘取范长江新闻奖，为重庆新闻界第一人；他坚持当“田坎记者”，谢绝报社提拔他当领导，一心一意跑“三农”，先后当选党的十七大、十八大代表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就是罗成友，今年64岁，个子不高，腰杆挺直，双目炯炯，虽已两鬓染霜，仍奔走区县农村采访，署名“本报记者罗成友”的报道仍常见诸重庆日报，堪称重庆最高龄的一线记者。尽管他已退休，一般情况下不能再署“本报记者”，重庆日报还是给了他这份殊荣。

        罗成友还有一个身份：滴翠文学社第一任社长。从300多公里外的云阳县采访归来的那个下午，他从上午的采访者变成了采访对象：

        我是青木关镇关口村人，“文革”期间上的初中，喜欢写东西。有一次学校组织拉练，步行去红岩村参观，回来让每个学生写作文。结果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批：作文还是要自己写，不能抄袭。那一刻，我既感到委屈，因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写的，也感到骄傲，因为他的批评也可以“理解”为表扬。

        由于家庭成分不好，我就没上高中，初中毕业回家务农，在生产队种喂猪的牛皮草。后来重庆罐头厂要来青木关发展，需要蘑菇当原料，生产队安排我去镇上种蘑菇，当蘑菇技术员。

        到了镇上，有条件看到多种报刊。有空的时候我就写点东西，两年写了40多篇。那时有的报刊不用会给你退稿，虽然一篇都没发表，但退稿信接了一堆，搞得单位尽人皆知。这时，一个领导背后说：“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，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说实话，屡投不中，我也打算洗手不干了，但别的同事转告我的这句话，深深刺痛了我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写出个名堂来。当我写到60多篇的时候，终于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评变成了铅字，发在区电影公司主办的四开小报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，我在温室成功培育出香菇，这在重庆是最早的，兴奋得搬起香菇就往镇上的照相馆跑，抱着香菇拍了照，将照片和消息一起寄给重庆日报。三天后，重庆日报在第二版图文并茂刊出，这是我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        1984年，青木关要成立文化站，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文学作品，也有一些新闻报道，小有名气，领导就让我当文化站长。当时的青木关属于巴县管，巴县师范学校、巴县四中等坐落在这儿，公教人员多，文化氛围浓。往前追溯，青木关也有文化底蕴，远的不说，抗战时期，重庆是陪都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关办公，中央国立音乐院在此办学。

        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很快波及我们这个小镇。当时巴县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郭永明、凤凰小学的王新觉、青木关教办的陈显明、陶瓷厂工人李炼等人，都是文学的追求者。后来，郭永明、王新觉成为文学社的第二、第三任社长，陈显明很高产，李炼则成了我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同事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我而言，1986年1月18日，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青木关地区42名文学爱好者，包括10多名青年农民，聚集在文化站那间破旧的屋子里，无记名投票，通过了文学社章程，选出了理事。由于我既是一位文学爱好者，又是文化站长，难以推辞地被推举为首任社长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文学社的家可不好当：没有一分钱的经费，没有一块刊登作品的阵地，更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。于是，大家商定：经费，每位会员每年交两元会费，一年有80多元来买纸张办刊物。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，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机，文学社开张了，我们办起了每月出一期的《滴翠报》，每季度出一期的《滴翠》文学杂志。杂志出了10年，报纸至今仍在出版，第四版是副刊。

        给予这个文学“婴儿”呵护的人太多太多，尤其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社会的关爱。为鼓励文学社会员创作，青木关种花专业户钱发科、餐饮个体户周丽华、私营企业主苟正义，先后为文学社设立了“滴翠文学奖”和“滴翠新闻奖”。钱虽不多，总共几百块，但在清苦的日子里，几块钱奖金也是莫大的激励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：钱发科文化程度不高，当时为什么拿出钱来赞助文学社？”发此疑问的是青木关镇党委书记王泓维，这位70后干部也是一位“文青”，初中时就写过得满分的作文——这篇作文的开头是：“物质上，我知足常乐；精神上，我不知足常乐。”他转战过4个乡镇、街道，唯独青木关有家文学社。

        当记者将王泓维的问题转达给74岁的钱发科时，这位青木关的首个万元户，已对当年赞助文学社的动因记不太详细，只是说：他们宣传好人好事不错。

        翻开罗成友的剪报，一篇发表在30年前《重庆工人报》上题为《小镇上的文学奖》的文章，有王泓维要找的答案：

        那是初冬的一个上午，也是在这间办公室，老钱走进来，屁股还未落座就问道：“罗老师，听说你们组织了一个滴翠文学社，是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是呀！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有哪些人参加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都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工人、教师、干部，还有农民，你也喜欢文学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，我文化低，与文学没缘，我想了很久，想为你们设立一个文学奖，为繁荣文学创作出点力！”

        眼前这位朴实、憨厚的农民，转眼间就令我刮目相看了，我忙拉住他的手：“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小镇文学社的支持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1991年，罗成友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。1993年，他被破格调入重庆日报做记者至今，一直从事“三农”报道，“我能取得后来的成绩，跟在文学社时养成的习惯分不开，既要理性思考也要形象思维，这样写的新闻报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读性。‘三农’新闻长在土地里，我要为农民写一辈子，直到跑不动为止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守 望

        “没有分手时的那首诗，女朋友就成不了妻”

        初中毕业，中断写作20多年，60多岁重新拿起笔，用时6年，出版4部长篇小说——如此励志故事的主人公是滴翠文学社现任社长李承萍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重庆青辰电器仪表有限公司董事长，眼下正忙着筹备自己的七十大寿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承萍是土生土长的青木关人。一次战友会上，他即兴写了一首《工农兵之歌》，“战友们觉得我能写诗歌，何不写一部自传，他们的建议犹如醍醐灌顶，激起了我重新写作的热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童年时代度荒，学生时期回乡，青春年华扛枪，中年方始经商”，李承萍以自己这4段人生经历，创作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《人生》。之后，李承萍写上了“瘾”，又陆续推出3部长篇，3年前成为滴翠文学社第四任社长。他的公司去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，是青木关镇的规模企业，日常经营交给儿子打理，李承萍称得上“既有钱又有闲”。当然，出版这几本小说也花了一些银子。“现在不少人当得了作家出不了书。”他坦陈。

        青木关镇小学教师秦开勇是滴翠文学社的秘书长，也是文学社的壮劳力，负责编辑每个月的《滴翠报》。他父亲当年在青木关供销社工作，母亲是农村户口，自幼随父母住青木关街上，初中毕业后考上巴县师范学校，毕业后一直在小学任教，在小镇过着小日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作为文学社“年轻的老会员”，44岁的秦开勇既是参与者，也是见证者：

        我和第二任社长郭永明一样，青木关生，青木关长，小学、初中、师范都是在青木关上的，对乡土的热爱不言而喻。从小就喜欢写，初中时写了首诗，在重庆市获了一个奖，老师觉得孺子可教，便推荐我加入了滴翠文学社。

        考上巴县师范后，又在学校里遇到郭永明老师，他既教语文，又是滴翠文学社的骨干，发现了我的写作特长。当时郭老师在校内还组织了新芽文学社。那时青春年少，写作冲动很强烈，一天可以写好几首。读师范期间，我个人就在新芽文学社出了3本油印诗集。

        应该说，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。当郭老师接任滴翠文学社社长后，为维持文学社的运转付出了非同一般的辛劳。他当了12年社长，编了12年《滴翠报》，开始印1000份，后来增至两三千份，从油印到黑白到套红，最后发展到彩印。他常说“我把编报纸当作生命”，那时排版、校对都是手工操作，有时为了改一两个字都得往返几十里路。他既编又校，还要取报送报，本就是八九百度的高度近视，这样一来双眼近乎失明。你们来采访，他都要走到近前跟你们打招呼。

        成立文学社不易，办好文学社更难。滴翠文学社成立30周年的时候，第三任社长王新觉的一段话让人深有同感：一个家或兴或衰实难料定，但只要这个家不倒不散，一家人团结一致不离不弃，任何风雨艰难都不能阻挡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无论再难，都要再坚持一下，永远不能放下手中的笔。”这是老一辈的文学社会员给我的教诲，我也始终是这么做的。我师范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山区村小工作了5年，道路不通，从青木关走过去要一个多小时。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女教师，她喜欢文学，我喜欢写作，慢慢相知相爱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时乡村小学教师的待遇很低，山区村小的男教师更不受人待见。她的家人坚决反对。快要分手时，我给她写了一首诗，写得缠绵悱恻，设身处地为彼此着想。她投给重庆广播电台的一个栏目，很快就播出了，那晚我们听着听着都哭了，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在一起。没有分手时的那首诗，女朋友就成不了妻。

        写诗不仅能赢得芳心，还能富裕人的精神。在物质社会，因为有了文学，有了创作，内心是丰盈的、安静的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在平凡生活中走进文学这方天地，能够让人不那么浮躁，不会太急功近利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现在的创作量也不大，几乎全凭兴趣，一年有四五十篇，能发表20多篇就不错了。”懵懂的学生时代，秦开勇写作的主题带有罗曼蒂克色彩，参加工作后，多了对个人前途的担忧，如今则更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。

        让他这个文学社秘书长稍稍忧心的是：“老一辈正在老去，年轻的文友在哪里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不 屈

        “专业作家需要体验生活，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”

        张儒学是滴翠文学社“年轻的文友”。年龄上他是60后，30多年前就开始发表作品，诗作还上过《星星》，但他的“社龄”要短一些，2004年才入会。

        出生于重庆大足区农家的张儒学，高考落榜后成为“北漂”，在北京漂了两年后折返家乡，在县城《大足报》打工数年，后大病一场，觉得写了10多年，一事无成，心灰意冷。2000年，他随老婆到青木关镇一家汽摩配件企业渝凤涂装厂打工，决意和文学说再见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青木关6年，张儒学非但没和文学分手，反而再续前缘：

        来青木关打工就是以后不想再写了，写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用，两个孩子都在老家上学，得好好挣钱养家。那天在厂门口，我偶然看到一张《滴翠报》，看了看副刊，觉得还没我写得好，就想写一篇。目的很单纯，挣它20元稿费，买两包烟抽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身边没稿纸，我就捡了些废纸。宿舍里没桌子，好在工厂里到处都是工人喝剩的啤酒箱，捡来两个，上面放张木板，我自己也坐在一个啤酒箱上。晚上6点下班开始写，12点写完，凌晨3点起来改，周末贴张邮票就寄了出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写的就是你们手中散文集《照亮我人生的那盏灯》中的《采茶》一文，文中那句话，“我环顾四周，头顶飘浮着蓝天白云，身旁萦绕着还未散尽的雾，再低头一看，山下便是我们打工的小镇，虽然看得见，但却听不见那繁杂撩人的喧嚣声了，自由自在地在另一片天地里游历”，是当时心境的写照。

        投稿几天后，接到《滴翠报》编辑的电话：“这篇散文写得不错，可见功力不一般。从稿子的质量上看，你至少在文学创作路上跋涉过10年。过几天，我们滴翠文学社的文友们会登门拜访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心想：他真有眼力，从一篇小稿子上就能看出我的功底，肯定是内行。不过，也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，说白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外地来这镇上的打工仔，他们可能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 没想到的是，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，已经退休的郭永明冒着40多度的高温，满头大汗地来到我的宿舍：“我去厂里找你，说你已经下班，为表示诚意，我登门拜访，我们文学社请你吃顿饭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望着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的郭老师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惊喜：我10多年来一直被厂里的老板，一直被家人，被周围的许多人认为写的是“没用的东西”，终于被人承认，被人认为我这个干活不如别人、只会写几句的人，居然是“人才”。

        王新觉、秦开勇等文友都在青木关那家最好的酒店等着，要了好多菜，这是我来青木关打工的3年中，唯一一次被人宴请。从那以后，我与这帮文友经常深入到厂矿企业体验生活，再也没有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孤独与迷惘。

        有时没钱打印稿子，王新觉说：你尽管去打，钱的事我们来；过年没钱，郭永明给我送来600元；厂里没活干了，郭老师带我去他的朋友厂里，硬让他收下干了两个月……是滴翠文学社重新点燃了我写作的欲望，也切切实实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将在青木关写的一些散文结集《漂泊情怀》出版，2006年，家乡大足区文广新局领导看到后，把我调到局里上班。后来我在大足买了房，当过几年大足作协副主席，现任大足区文化委员会宣传科长。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编制，仍是农村户口。老婆每天都在大足城区摆摊卖煎饺，我每晚11点半去帮着收摊。我的下一部小说就准备写农民进城，写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。

        专业作家需要体验生活，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，写出来的都是有土壤有根的东西。文学创作就像种庄稼一样，有没有收获都要种。梦想还是要有的，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天能获重庆文学奖。

        年岁渐长，和以前相比，心态也有了变化。以前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我是作家，现在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还在写作，甚至有时觉得写作是件可耻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写作在世人眼中不赚钱。写，还是不写，这始终是一个问题。我们大足区作协的会员，除了学生，40岁以下的已屈指可数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张儒学是滴翠文学社走出的“打工作家”，陈显明则是“官场作家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陈显明的妻子是青木关人。1982年，32岁的他来到青木关，先在回龙坝中学当老师，后调入青木关教办，在滴翠文学社最早的一批会员中，陈显明属于高产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写而优则仕”，很快陈显明被调入当时的巴县县委组织部，从事党员电化教育，那期间接触了大量的农村先进典型。3年后他给一位县委副书记当秘书，旋即任县委办副主任，后又相继担任县委政研室主任、巴南区房管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，“这期间接触了大量官场方面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在青木关5年，时间不长，但对陈显明来说，这是他60多年生涯中，值得回头看看的地方：

        最近检点我在青木关创作并发表的豆腐块，不到30篇，大都是即景之作，偶有获奖者，也是“将就”上去的。1987年底，我到巴县县城谋生，由于要端好饭碗，要伺候好头儿，与青木关那伙做着文学梦的弟兄姐妹们联系少了。尽管身不在青木关，但我仍将自己每年创作发表作品情况告诉他们，尽可能参加集体活动。我是在滴翠文学社关照下继续做文学梦的，也是在《滴翠》支撑下坚持堆码文字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我也算比较高产，但从写作技巧讲，我认为自己还没有领悟写作的真谛，驾驭不了现代的创作技法。如果当年有机会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视野可能会更开阔。我选择扬长避短，出生在农村，当过教师，做过基层干部，深知生活的酸甜苦辣，熟悉百姓的欢乐忧伤。

        扎根这块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，从来都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义。我要是不到房管局工作，没参与拆迁的话，就写不了长篇小说《大拆迁》。我要是当年没接触大量的农村先进典型人物，就写不出长篇《农民代表》。胡编乱造的作品，也许能在小圈子里炫耀，但无法让社会大众买账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，让人揪心的是乡土文学后继乏人，投入不足。有的区县一级作协，一年的活动经费只有5万元，40岁以下的作协会员，能够在区县一级刊物发表作品的，不足10人。如果文学创作解决不了油盐酱醋茶，解决不了妻儿的吃饭穿衣，那就很难可持续。

        根 系

        “寻梦而去，哪怕走崎岖险径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文学社并非一帆风顺，中间有几年活动不多，甚至有时就年底搞一次活动。”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龚国忠坦言。当他将油印的《滴翠》推给老会员李炼看时，他立马抓过手机来拍照，并且勇于“自黑”：“想不到我当年还写过这么‘可耻’的打油诗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尽管已多年不用“浩陵”这个笔名，李炼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30年前的旧作《立秋》：

        他和她/打去年年底，就承包了队里的那二亩水塘/他在塘里种下了荷藕，种下了希望，她在水中养上了鱼儿，符上了牵挂……/立秋刚过/他种的荷，满塘碧绿碧绿的，还有几朵迟开的花在对着她笑呢/她养的鱼呢？白粼粼的，在荷叶下快乐地正听着他的耳语呢/他和她/他们的那片情呢/他们的那颗心呢/也随着这丰收的日子，熟了，甜了……

        “那时我是青木关陶瓷厂的一名青工，二十出头，如今已生华发。”现在《重庆晨报》工作的李炼，思绪回到30多年前：

        高中偏科，高考落榜后上了两年技校，就到青木关陶瓷厂当工人，在那儿工作了6年。那既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也是我人生的低谷——生活的不如意，工作的不顺心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却只能换来微薄的收入。前途无望，思想迷茫，伴着青春期无尽的惆怅与烦恼，没事干的时候，就拿写作“撒气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幸好，那是一个舒婷北岛流行的年代，小镇虽小，喜欢文学的人不少。我遇到了滴翠文学社，并有幸成为首批会员，找到了心灵安放之所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对文学的追求就像打了鸡血一样。常常结束了一天的繁重劳动，步行五六公里去找乡村教师王新觉他们，觅个小店，一壶老酒，几碟小菜，谈诗论文，夜半而归。邓丽君翻唱的《星》中的那句歌词——“星夜灿烂，伴我夜行给我影……寻梦而去，哪怕走崎岖险径”——用来形容那时的我们再贴切不过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正是对文学的孜孜以求，再加上当时厂里有人认为我不务正业，我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，索性来了个不辞而别，在社会上晃荡了6年，干过业务员、推销员、管理过工厂车间，但没有丢下写作。1995年，重庆日报社创办《重庆晨报》，面向社会采取合同制招聘，不需要调动。我考进这家单位工作至今，先做了3年的副刊编辑，后做文化记者。这些年，不论走到哪里，都有滴翠文学社给我打下的底色，它让我荒芜的青春长出绿草，让我的人生理想开花结果。

        去年12月30日，青木关镇举办滴翠文学社成立30周年座谈会，我在会间往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下，几位朋友的回复让人心生感慨。其中一位朋友写道：真是一个理想主义飞扬的年代，大量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笔耕不辍，把希望都凝聚在8分钱的邮票上。

        正是在这场座谈会上，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辛华提出资助滴翠文学社5万元。沙坪坝区委也不甘落后，区委宣传部长陶世祥当即表态：解囊10万元，专项支持青木关文化建设。

        更让李炼高兴的是，在这场座谈会上，又有10名新会员加入，他们中间不仅有70后，还有80后、90后。

        源头有活水，清泉永滴翠。